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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“复制自己”到“叙述香港”:港产片重返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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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桃姐》的成功尝试令“本土题材”概念初见雏形,之后越来越多专注于“香港人”、反思“香港社会问题”的优质影片出现,例如探讨居屋环境及精神病患等问题的《一念无明》(2017年),呼吁关注特殊群体的《黄金花》(2017年)和《非同凡响》(2018年),以及融入香港传统特色、以“龙舟赛”作为叙事主线的《逆流大叔》(2018年)。

  “电影要能够回应人,回应社会,回应时代”,不局限于一种标准或定义,寻找更多题材转化与突破的可能性,这是陈嘉铭所认为理想的香港电影发展状态。

  在经历了对八十年代开创的多元化题材不断自我复制的“食老本”过程后,香港电影“可能找到了一些新的路”,陈嘉铭说,这条路便是叙述香港。

  而叙述香港,“也是因为新一代电影人有种对香港电影正被侵蚀的焦虑”,在陈嘉铭看来,这种焦虑与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一代电影人又不同,“那批人在外国读书,带着新概念、新技术归来,很有使命感地想从新角度拍香港的事”。

 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首任总监、香港电影发展局委员卓伯棠正属于“香港新浪潮”那一拨。

  “香港故事是有观众基础的,也可以吸引人,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拍好”,这一点对卓伯棠而言毋庸置疑,新浪潮电影人早已作出示范,“他们有人拍武侠,有人拍写实,有人拍警匪,可能有人一辈子都在拍同一样东西”,他欣赏也信服那个年代里的“笨拙”。

  卓伯棠在大学任教多年,常听见围绕身边的年轻一代志向远大,要令香港电影“国际化”,他总忍不住皱眉,反问道:“抛掉本土人文,没有扎实的根基,哪里凭空来的国际化?”

  “香港电影有专业人才,也有规范的制作机制”,这是虽已转身而遗影犹存的风光时代,留给香港的潜力。除此之外,卓伯棠还期待特区政府扶持政策这缕“东风”吹得更劲。

  2018年特区政府《施政报告》建议向“电影发展基金”注资10亿港元,助力港产片在人才培训、提升制作、拓展市场及拓展观众群四个方面的发展,并加码资助基金下“首部剧情片电影计划”和“电影制作融资计划”。

  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称“这对香港电影业是一个好消息”。过去几年由于内地市场蓬勃,很多香港电影人与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内地电影,或两地合拍片,港产片投资相对较少。“这两项计划给予制作人更多空间和机会留在香港投入本地电影制作”,马逢国认为这对未来香港电影发展会是一重保障。(完)